结合，是客观世界的普遍现象，是一切事物产生、存在和演化的重要机制和方式。从词源和学理上讲，结合是指人或事物之间建立联系、沟通矛盾内部本质关系的枢纽和重要机制。从普遍哲学意义上讲，一切事物都是结合产生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结合。结合有物理的，机械式；有化学的，融合式；有情感的，交互式；有思想的，抽象式。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中最优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理论创新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史充分证明，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谛。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最直接运用和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从创立看，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实践，在实践和思维相结合中产生的思想理论。

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从哪里来和向何处去等问题，指出人类最终将建立一个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从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过程，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主要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列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国胜利论”。列宁认为，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无需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阵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典。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本质规律中所具有的普遍真理性，这一真理性内容的现实化过程，就是与各民族国家的具体特点、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创立、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作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作为“特殊性”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导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作为“实践形态”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绽放出思想伟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创立、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结合党和社会新的实际，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从广度、高度、深度上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之源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机制，正是在结合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才生成出来且愈发坚定，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道路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道路。理论自信，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的自信。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现实践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自信。新中国7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最根本的是党领导人民，结合国情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化生命力的自信。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贵在结合

我们党一百多年来的全部实践都是在做结合的工作，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组织路线都是在强调结合，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政法工作、群众工作都是要做结合的工作。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不好的时候，事业就受挫；结合好的时候，事业发展就顺利。“中国化”就是结合起来“化中国”，“时代化”就是结合起来“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谛就在于把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正确、科学、持久结合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准基本国情，明确中心任务，坚持问题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要充分吸收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贯通起来，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